关于这首诗是不是好诗，我和王昌龄、高适讨论过很多次。那时候我们三个都在洛阳，都没做官，穷得叮当响，但都觉得自己是天下最会写诗的人。
王昌龄说：“我的诗，每一个字都是砸进你心里的钉子。”
高适说：“我的诗，每一句都是刮过你脸上的风沙。”
我说：“我的诗，是让你读了之后，三天说不出话的那种。”
王昌龄说你放屁。
高适说你吹牛。
我们谁也说服不了谁。这种事就像证明费尔马定理，你明明知道它是对的，但就是拿不出让人信服的证据。好在那时候我们有酒，有雪，还有一个旗亭。
旗亭就是酒楼。洛阳的旗亭有三丈高，楼顶插着一面大旗，风一吹就哗啦啦响，像是有人在天上抖一块旧布。那天雪下得不大，但很冷，我们三个缩在角落里，围着一个炭盆，火苗子一蹿一蹿的，把我们的影子投在墙上，忽大忽小。
王昌龄说：“咱们这样争下去没意思。”
高适说：“那怎么才有意思？”
王昌龄指了指楼上。
楼上有一群梨园的伶官，十几个，带着四个歌妓，正在那里喝酒奏乐。那些歌妓穿得花枝招展，脸上的脂粉厚得能刮下来二两，但长得确实好看，尤其是那个梳双鬟的，眼睛里有水光，看人的时候像是能把你的魂勾走。
王昌龄说：“咱们打个赌。听她们唱，谁的诗被唱得多，谁就赢。”
高适说：“行。”
我说：“行。”
但我们谁也没说输了怎么办。这种事不能先说，说了就没意思了。
第一个歌妓开口唱：
寒雨连江夜入吴，平明送客楚山孤。
洛阳亲友如相问，一片冰心在玉壶。
王昌龄拿手指在墙上划了一道，说：“一首。”
第二个歌妓唱：
开箧泪沾臆，见君前日书。
夜台何寂寞，犹是子云居。
高适在墙上划了一道，说：“一首。”
第三个歌妓唱：
奉帚平明金殿开，且将团扇共徘徊。
玉颜不及寒鸦色，犹带昭阳日影来。
王昌龄又划了一道，说：“两首。”
我看着墙上那三道印子，一道是高适的，两道是王昌龄的，我的还是零。炭盆里的火苗跳了一下，把我的脸映得忽明忽暗。我忽然觉得有点热，就把袍子解开了一点。
王昌龄看了我一眼，没说话，但那种眼神我懂。那眼神的意思是：你不是很牛吗？你的诗呢？
高适也看了我一眼，他的眼神更含蓄一点，但意思差不多：别着急，慢慢来。
我吸了一口气，又吐出来。
我说：“这几个唱曲的，都是潦倒乐官，唱的不过是下里巴人。真正的阳春白雪，她们唱得了吗？”
王昌龄说：“哦？”
高适说：“是吗？”
我没理他们，伸手指了指那个梳双鬟的歌妓。她正在角落里调试琵琶，低着头的，侧脸被烛光勾出一道柔和的轮廓。
我说：“等她唱。如果她唱的不是我的诗，我这辈子再也不跟你们争。如果她唱的是我的诗——”
王昌龄说：“怎么样？”
我说：“你们俩拜我为师，跪在床下，磕三个头。”
王昌龄笑了。高适也笑了。他们笑得很大声，惹得楼上的伶官往这边看了一眼。但他们的笑声里有种东西，让我很不舒服。那种东西叫自信。他们觉得自己赢定了。
我盯着那个梳双鬟的歌妓，盯着她的嘴。炭盆里的火苗还在跳。雪还在下。楼顶的旗还在风里哗啦啦响。
后来我经常想起那天下午。不是因为那场赌局，而是因为那天下午之前，我还不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
那时候我以为自己是个诗人。我写过“白日依山尽”，写过“黄河远入海”，我觉得这些句子会流传下去，比我活得久。但那天下午，坐在那个破旗亭里，听着别人的诗被一遍遍唱出来，我的诗却像石头沉进水里，连个泡都不冒，我开始怀疑了。
怀疑这种事，一旦开始就停不下来。你怀疑自己写的东西到底有没有人看，有没有人懂，有没有人在某个下雪的下午，忽然想起你的一句诗，觉得说得真他妈对。你不知道。你永远不知道。你只能等。
我在等那个梳双鬟的歌妓开口。
炭盆里的火苗跳了一下。
她抬起头来，拨了拨琵琶，张嘴唱：
黄河远上白云间，一片孤城万仞山。
羌笛何须怨杨柳，春风不度玉门关。
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停了一下，然后又跳起来，跳得很快，像是要从嗓子眼里蹦出去。我扭头看王昌龄，他的嘴张着，没合上。我看高适，他的眼睛瞪得很大，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。
我站起来，指着他们俩，说：“田舍奴！我岂妄哉？”
这句话的意思是：乡下人！我吹牛了吗？
王昌龄和高适愣了半天，然后笑了。这次他们的笑声不一样，不再是那种让人不舒服的自信，而是真的高兴。王昌龄走过来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说：“行，你赢了。”
高适也走过来，说：“跪是不跪的，酒你请。”
我说：“凭什么我请？”
高适说：“因为你赢了。”
我想了想，觉得他说得对。但真正的赢是什么意思呢？
那天晚上，那些歌妓知道是我们三个之后，全都跪下来拜，说：“俗眼不识神仙，乞降清重，俯就筵席。”
我们三个就坐下来，跟她们喝酒，喝了一整夜。
那个梳双鬟的歌妓坐在我旁边，给我倒酒。她问我：“黄河远上白云间，这句是怎么想出来的？”
我说：“就那么想出来的。”
她说：“那白云间呢？白云间是什么样子？”
我看着她，她的眼睛里有烛光在跳，很亮。我说：“白云间就是什么都没有的地方。没有城，没有人，没有春风，只有山和沙子。”
她说：“那听起来很寂寞。”
我说：“是很寂寞。”
她沉默了一会儿，又问：“那为什么要写呢？”
我想了想，说：“因为不写更寂寞。”
她没说话，只是看着我，眼神里有一种东西，我说不清楚是什么。后来她站起来，又去唱歌了。我坐在那里，喝着酒，听着她的声音从远处飘过来，像是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。
那天晚上我喝醉了。王昌龄也醉了。高适也醉了。我们三个趴在桌子上，脑袋挨着脑袋，像三个傻子。
王昌龄说：“之涣，你的诗真好。”
高适说：“嗯，真好。”
我说：“你们的也好。”
然后我们就都睡着了。
等我醒来的时候，天已经亮了。雪停了。楼顶的旗不响了。那个梳双鬟的歌妓不知道去了哪里。王昌龄和高适还睡着，打着呼噜。我坐起来，看着窗外白茫茫的洛阳城，忽然想明白了一件事。
这场赌局，我赢了。但我赢的只是一场酒，一个名头，几句恭维。真正的东西，我什么都没赢到。我的诗还在那里，和昨天一样，和前天一样。它们不会因为被人唱了，就变得更好。也不会因为没人唱，就变得更坏。
写诗这件事，说到底是你自己的事。
很多年后，王昌龄被人杀了。
高适做了大官，也死了。
我死得更早，死的时候五十五岁，不算老，也不算年轻。临死前我躺在床上，看着窗外的天，忽然想起那个下雪的下午，那个旗亭，那个梳双鬟的歌妓。
我听见她的声音从很远的地方传来：
黄河远上白云间，一片孤城万仞山。
羌笛何须怨杨柳，春风不度玉门关。
那是我的诗。我写的。
我闭上眼睛，心想：这就够了。
【注：旗亭画壁的故事，记于薛用弱《集异记》。开元年间，诗人王昌龄、高适、王之涣齐名，仕途皆不顺，常一起游处。一日天寒微雪，三人于旗亭赊酒小饮，遇梨园伶官携歌妓登楼会宴，遂以此打赌。后世以此为文人雅集之典，有“旗亭赌唱”“旗亭赌醉”等异名。】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