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死了。
这事说来也怪，活着的时候总觉得死遥遥无期，真到了那一刻，倒也没什么特别的感受——就像下班挤地铁，明知道该下车了，却被人流裹着又坐了一站。
接我的是个穿灰布衣裳的老头，瘦得像根竹竿挑着件衣服，脸上没什么肉，眼睛却亮得出奇。他递给我一张纸，上头印着“冥途指南”四个字，排版粗糙，错别字至少三处。
“闻生，男，三十一岁，死于——”他抬眼看了看我，“死于什么？”
“死于开会。”我说。
老头愣了一下，随即在纸上划了个勾，没再追问。这让我有点失望，本来我还准备了一套说辞——关于那个开了六个小时的会议，关于会议室里浑浊的空气，关于投影仪上永远对不齐的PPT。但老头显然对这些不感兴趣，他只管指着前方说：“往前走，走到头，左转，考弊司报到。”
“考弊司？”
“考察弊端的地方。”老头说，“你们阳间来人，都得先过这一关。”
我顺着那条灰扑扑的路往前走。路两边是些模糊的影子，有的在哭，有的在笑，更多的只是呆呆地站着，像等人来接的行李。走了大约一炷香的功夫，果然看见一座衙门，门楣上挂着匾，写着“考弊司”三个字，墨迹很新，像是刚刷的漆。
进门是个院子，院子里摆着十几张课桌，每张课桌后面坐着一个戴尖顶帽的鬼卒，正对着面前的鬼魂问话。那些鬼魂有的垂头丧气，有的慷慨激昂，还有个老太太正抓着鬼卒的手哭诉什么，鬼卒使劲往回抽手，帽子都歪了。
我被分到第三张课桌。
桌后的鬼卒很年轻，二十出头的样子，戴着副圆眼镜，正埋头看一份表格。我坐下来，他头也不抬地问：“姓名？”
“闻生。”
“年龄？”
“三十一。”
“死因？”
“开会。”
他这才抬起头，透过镜片打量了我两眼，忽然笑了：“开会？这死法新鲜。是累死的？气死的？还是被同事用眼神杀死的？”
“都不是。”我说，“就是开了太长时间，觉得活着没意思了。”
他放下笔，往后一靠，椅背发出吱呀的声响。这鬼卒生得倒不难看，眉眼间还有股书卷气，只是脸色发青，嘴唇发紫，像是常年熬夜的人。
“有意思。”他说，“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”
“考弊司。考察弊端的地方。”
“对，也不对。”他伸出一根手指摇了摇，“这里是专门接待你们这些——怎么说呢——活得太累的人。你刚才说的‘活着没意思’，就是我们这儿的业务范围。”
我有点糊涂。他见状，从抽屉里摸出一张纸，摊开给我看。纸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字，标题是《灵魂困境分类处理办法》。
“看见没有？”他指着其中一行，“‘意义感缺失’，编号戊七，归我们司管。旁边那个‘存在性焦虑’，编号丁三，归隔壁审判司管，我们只负责初筛。”
“这么说，我还没到审判那一步？”
“早着呢。”他把纸收回去，“先得搞清楚你是怎么把自己活成这样的。就像阳间的尸检，得先验明死因，才好决定埋哪儿。”
这话听着不太吉利，但他说话的口气很随意，像是在讨论午饭吃什么。我反倒放松下来，问他：“那您怎么称呼？”
“我姓司，单名一个命字。司命。”他说，“这名字是我爹取的，说是掌管命运的意思。结果我命不好，考上公务员那年淹死了，分到这儿做了个办事员，专管给死人做心理测评。”
“司命，”我念了一遍，“这名字有意思。”
“有意思什么呀。”他摘下眼镜擦了擦，“天天听人诉苦，听了一百多年，我现在听见‘我觉得’三个字就想吐。但没办法，这是工作。来，说说你吧，怎么就觉得活着没意思了？”
我想了想，说：“可能是太无趣了。”
“无趣？”他重新戴上眼镜，“展开说说。”
“每天都是同样的时间起床，同样的路线上班，同样的电梯，同样的工位，同样的同事，同样的问题，同样的回答，同样的午饭，同样的午睡，同样的下午，同样的下班，同样的晚饭，同样的电视，同样的睡觉。第二天醒来，再来一遍。”
“这不挺好的吗？”司命说，“有规律的生活。”
“规律是一回事，问题是——”我斟酌着措辞，“问题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过。年轻的时候，总觉得日子有奔头，今天和明天不一样。后来不知道从哪天开始，今天和明天就没区别了。像复印机，一张一张往外吐，内容都一样。”
司命点点头，在本子上记了几笔：“这我懂。阳间管这个叫‘庸碌’，阴间管这个叫‘生命能耗过高’。”他抬起头，“那你没想过反抗？比如换个工作，或者干脆不干了？”
“想过。但每次想的时候，都会有一个声音问我：然后呢？换一个工作，换一种方式，过几年不还是一样？不干了，闲着干什么？总不能天天躺着吧？躺着也累。”
“所以你就一直忍着？”
“忍着。”我说，“忍到后来，连忍这个动作都忘了。就像鱼在水里，不知道水是什么。”
司命又记了几笔，忽然问：“你结婚了吗？”
“结了。”
“有孩子吗？”
“有一个，六岁。”
“爱他们吗？”
我愣住了。这个问题我很久没想过。不是不爱，是没想过“爱”这个字眼。日子过得太顺溜，顺溜到不需要思考这种问题。
“应该是爱的。”我说。
“应该是？”他笑了，“你这回答，搁阳间能离八回婚。”
“我不是那个意思。”我解释，“就是——怎么说呢——爱这个东西，它不像是开关，开就是开，关就是关。它更像是背景音乐，一直放着，但你不一定听得见。偶尔安静下来的时候，才能听见两句。”
司命若有所思地点点头，在本子上又写了几行。写完了，他抬头看我，忽然问了个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：“你喜欢女人吗？”
“什么？”
“女人。女人的身体。你喜欢吗？”
这问题来得太突然，我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。他倒不着急，就那么等着，眼神里带着点促狭的笑意。
“喜欢。”我只好说，“我是男的，当然喜欢女人。”
“那你最后一次认真看一个女人——不是看脸，是看身体——是什么时候？”
我努力回忆，却发现自己想不起来了。街上当然有女人，单位里也有女同事，但那些都是匆匆一瞥，像浏览网页一样，扫一眼就翻过去了。至于妻子的身体，更是很久没认真看过。洗澡的时候，睡觉的时候，偶尔瞥见，也没觉得有什么特别。
“忘了。”我说。
“忘了。”司重复了一遍，又记了一笔。这回他写得慢，一边写一边摇头。
“你这是什么测评？”我忍不住问，“又是活着没意思，又是爱不爱，又是看女人。这跟我的死因有关系吗？”
“当然有。”他放下笔，“你以为你是怎么死的？开会只是个诱因，真正杀死你的，是无趣。”
“无趣能死人？”
“当然能。”他往后一靠，“而且比癌症、心梗、车祸加起来都多。只不过阳间不把它算作死因，病历上写的都是‘心源性猝死’‘多器官衰竭’之类的，其实那些人都是被无趣活活耗死的。你不是第一个，也不会是最后一个。”
我被他说得有点发毛。司命却笑了，站起来，走到我身边坐下——这鬼地方没有多余的椅子，他干脆坐在桌沿上，两条腿晃荡着。
“我给你讲个故事吧。”他说，“来，就当是免费的心理咨询。”
我点点头。
“很久以前，”他开口，“有个读书人，叫大盆，姓什么我忘了。这人生前最大的爱好是写诗，写得怎么样不知道，反正他自己觉得挺好。有一天他死了，到了我们这儿，也坐在你现在这个位置。我问他怎么死的，他说是憋死的。”
“憋死的？”
“对。他说他写了一辈子诗，写了一万多首，一首也没发表过。临死前那天，他听说隔壁老张家的孙子都会写诗了，还在报纸上发了一首，气得一口气没上来，就憋死了。”
我忍不住笑了。司命也笑，笑完了继续说：
“我问他，你写诗是为了什么？他说，当然是为了让别人看。我说，那没人看你还写？他说，不写不行，不写难受。我说，那你这不是自相矛盾吗？既想让人看，又没人看，你图什么？他想了半天，说，可能图的是写的时候高兴吧。”
“这是个好答案。”我说。
“是好答案。”司命说，“可他自己不信。他总觉得，要是没人看，写诗就没意义。我跟他说，你写的时候高兴，这不就是意义吗？他不服气，说那太自私了。我说，你活着的时候高兴，死了还能留下点东西，怎么就自私了？他还是不服气，但说不出什么来。”
“后来呢？”
“后来他投胎去了。临走那天我问他，下辈子还写诗吗？他想了想，说，写。我又问，要是还没人看呢？他这回没想，直接说，那也写。”
司命看着我：“你知道他为什么改主意了吗？”
“为什么？”
“因为他终于想明白了一件事——写诗本身，就是写诗的意义。有人看是锦上添花，没人看，花也还是花。”
我沉默了。过了一会儿，我问：“你这是拿他教育我？”
“不是教育。”司命说，“是告诉你，这世上的事，没那么多道理可讲。你觉得自己活得没意思，是因为你把‘意思’这个东西想得太复杂了。它非得是什么轰轰烈烈、惊天动地的事才行？就不兴是早上喝的一碗粥，晚上看见的一颗星？”
“可那些东西——”我犹豫着说，“它们太普通了，普通到让人记不住。”
“记不住就对了。”司命一拍大腿，“记住了才麻烦。你想想，要是每天早上的粥你都记得，每天晚上看见的星星你都记得，那你脑子不得撑爆了？普通有普通的好处，用不着记，只管享受就行。享受完了，忘就忘了，反正明天还有。”
我被他说得有点懵，但又觉得好像有点道理。司命看着我那副样子，忽然笑了，站起来回到他的位置，拿起笔在本子上飞快地写了几行，然后撕下来递给我。
“拿着，这是你的测评结果。”
我接过来一看，纸上只有四个字：尚有救药。
“这就完了？”
“完了。”他说，“你可以去投胎了。出门右转，一直走，走到头有个桥，桥边有人接。”
我站起身，往门口走了两步，又停下来，回头问他：“你刚才问我那些问题——关于女人，关于爱——是想说明什么？”
司命推了推眼镜，镜片后面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光：“我是想看看，你还有没有那种原始的冲动。那种不为什么，就是想看的冲动。”
“结果呢？”
“结果是——”他拖长了声音，“你把它忘了。”
我愣住了。
“你把它忘了，”他继续说，“但没丢。这两者不一样。忘了的东西，还能再想起来。丢了，就真没了。”
我站在原地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司命却已经低下头，继续看下一份表格，嘴里嘟囔着：“下一个，进来吧。”
走出考弊司的大门，我按他说的方向往前走。路比来的时候亮了些，两边也热闹起来，有人在摆摊卖汤圆，有人靠在墙根晒太阳，还有几个小孩追着跑，笑声清脆得像玻璃珠掉在地上。
我走到桥边，果然看见一个老婆婆坐在那里，面前摆着个碗，碗里是浑黄的水。
“喝了就能忘。”她说，“忘干净了，才好重新开始。”
我接过碗，低头看着碗里的水。水面上映出我的脸，三十一岁，眉眼间还有一点疲惫的痕迹。
“能留一点吗？”我问。
“留什么？”
“留一点那些——”我想了想，找不到合适的词，“那些让我觉得活着还有点意思的东西。哪怕只是一点。”
老婆婆抬起头，看了我一眼。她的眼睛浑浊，但浑浊后面好像还有别的东西。
“你留着那些干什么？”她说，“下辈子又用不上。”
“用不上，但可以惦记着。”
她忽然笑了，笑得满脸皱纹都挤在一起：“行，是个有心的。那你喝一半，倒一半，剩在碗底的那点，我帮你存着。”
我照她说的做了。水没什么味道，有点凉，像清晨的井水。
喝完，我把碗还给她，正要往前走，忽然想起一件事，又回头问：“婆婆，刚才那个考弊司的司命，他是什么时候死的？”
“他？”老婆婆把碗收起来，“他死了一百多年了。怎么？”
“没什么。”我说，“就是觉得他活得还挺有意思的。”
“有意思？”老婆婆又笑了，“他是没办法。阳间那套他玩不转，到了阴间反倒自在。你说这是命，还是造化？”
我没回答，因为桥对面有人在喊。是个年轻女人的声音，喊的什么听不清，但声音很好听，像夏天傍晚的风。
我往桥那头走去。
走了几步，忽然想起来——那个司命最后说的话：忘了的东西，还能再想起来。
不知道下辈子，我还能不能想起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