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年轻的时候在嵩山游历，认识了一位卖蒜的老人。
这事说起来有点离谱——一个福建山区长大的山炮，跑到河南的山沟沟里去找什么“生命的真谛”，这本身就够荒诞的了。但那时候我刚从学校肄业，读了几本存在主义的书，觉得自己跟这个世界格格不入，好像所有人都在参加一场盛大的假面舞会，而我是唯一忘了带面具的那个。这种想法在二十岁出头的时候很时髦，现在想起来，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自恋罢了。
总之我去了嵩山。不是因为少林寺，我对武术没什么兴趣——两个大男人你一拳我一脚地互相殴打，赢了得一块镀金奖牌，这跟猴子抢香蕉有什么区别？我去是因为听说山里有位卖蒜的老头，他不用拳头就能把人打得满地找牙。确切地说，他用一根蒜苗。
传说是这样的：当地有个将军，武艺高强，能举起三百斤的石锁，手下的兵都怕他。有一天将军骑马经过集市，看见一个老头在卖蒜，那蒜又大又白，将军便勒住马，用马鞭指着老头说：“老头儿，你这蒜不错，给我来十头。”
老头抬起头看了他一眼。那眼神怎么说呢——据目击者描述，就像你看一只蚂蚁的眼神。将军当时就火了，但老头慢吞吞地说：“将军想要蒜，老朽自当奉上。不过老朽有个规矩，想要我的蒜，得先跟我比划比划。”
“比划？”将军笑了，“你一个卖蒜的老头子，跟我比划？”
老头没说话，只是从蒜筐里抽出一根蒜苗，那蒜苗青翠欲滴，在阳光下像一把绿色的剑。他用两根手指捏着蒜苗的尖端，平平地举到将军面前，说：“将军若能把这根蒜苗从我手中夺走，我的蒜白送，连筐带担子都是你的。若夺不走，将军就请下马，给我鞠三个躬。”
将军勃然大怒，翻身下马，伸手就去抓那根蒜苗。你猜怎么着？他抓住了，但拔不出来。那根蒜苗就像焊在老头手指间似的，将军憋红了脸，胳膊上的肌肉鼓得像馒头，但蒜苗纹丝不动。最后将军松了手，瞪着老头，眼睛里全是血丝。
“服了吗？”老头问。
将军不说话。
“不服？”老头笑了笑，把那根蒜苗轻轻一挥，蒜苗的叶子扫过将军腰间佩戴的剑鞘——“咔嚓”一声，那剑鞘从中间裂成两半，里面的剑掉在地上，发出清脆的响声。
将军的脸色从红变白，从白变青，最后他果真弯下腰，给老头鞠了三个躬，翻身上马，头也不回地跑了。
这个故事在嵩山一带流传甚广，版本众多。有的说老头用的是蒜薹不是蒜苗，有的说将军后来拜了老头为师，还有的说老头根本不是人，是山里的蒜精变的。我对这些都不感兴趣，我感兴趣的是：一个人怎么能用一根蒜苗劈开一把剑的剑鞘？这不合物理。但如果把它当成一个隐喻，就很有意思了——它隐喻的是某种关于“软”与“硬”的辩证法，某种关于力量的悖论。
于是我上了山。
找到那个老头并不难。整个嵩山脚下只有一个人在卖蒜，他坐在一棵老槐树下，面前摆着两只竹筐，里面装满雪白的大蒜。他穿着一件灰布衫，补丁摞补丁，头上扣着一顶破草帽，帽檐压得很低，遮住了大半张脸。他身边竖着一面布幡，上面写着四个字：
“不卖书生。”
我在那面幡前站了很久，心里进行着一场激烈的思想斗争。我显然是书生——我戴着眼镜，穿着中山装，口袋里还揣着一本萨特的《存在与虚无》。但我又觉得自己不是那种书生。我是那种想要“超越”的书生，想要打破书本的桎梏，去拥抱真实生活的书生。这种想法本身就充满了书生意气，但我当时不明白这一点。
“老先生，”我鼓起勇气开口，“我想买您的蒜。”
老头没动。草帽底下传来一个慢吞吞的声音：“没看见幡上写的字吗？”
“看见了。但我不是——我的意思是，我虽然是书生，但我——”
“但你什么？你跟他们不一样？”老头终于抬起了头。
我看见了一张脸。那张脸怎么说呢——像是被揉皱又展开的报纸，每一道皱纹里都藏着故事。但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眼睛，那双眼睛浑浊、暗淡，像是两颗放坏了的蒜瓣，眼白泛着黄，瞳孔边缘有一圈灰白色的翳。他是个瞎子。或者说，他几乎是个瞎子。
“对，”我说，“我跟他们不一样。”
“每个来找我的书生都这么说。”老头低下头，继续摆弄他的蒜，“上一个这么说的书生，被我打了一顿，现在在县城医院里躺着呢。”
“打了一顿？”我吃了一惊，“您用蒜苗打的？”
“用秤砣。”老头面无表情地说，“那小子比你还能说。他跟我讲了三个时辰的‘道’，从老子讲到庄子，从庄子讲到黑格尔，从黑格尔讲到马克思，讲得我脑仁疼。我说你别讲了，他不听，越讲越来劲。最后我实在受不了了，拿起秤砣就给了他一下。”
我沉默了。我意识到这个老头不是在开玩笑。
“老先生，”我换了个策略，“我不是来讲道理的。我是来——我是来请教您一件事的。”
“什么事？”
“我想知道，一个人怎么能用一根蒜苗劈开一把剑鞘。”
老头沉默了一会儿。然后他做了一件让我意外的事——他从蒜筐里抽出一根蒜苗，捏在手指间，举到我面前。那蒜苗青翠、柔嫩，在微风中轻轻颤动，像一根绿色的琴弦。
“你摸摸。”他说。
我伸手摸了摸。蒜苗的叶子光滑、湿润，带着一股辛辣的气味。我用手指轻轻折了折，叶子立刻弯了下去，软绵绵的，没有任何力量可言。
“这不可能劈开任何东西，”我说。
“当然不可能。”老头把蒜苗扔回筐里，“那天我用的不是蒜苗。”
“那您用的什么？”
“我用的是一把刀。一把极薄、极快的刀，藏在蒜苗里面。那个将军是个笨蛋，他以为我在跟他比力气，其实我在跟他比眼睛。他的眼睛只能看见蒜苗，看不见刀。所以他的剑鞘断了，我的蒜苗还是完整的。”
我愣住了。这个故事的核心——那个“软能克硬”的寓言——竟然是一个骗局？一把藏在蒜苗里的刀？这就像一个魔术师告诉你，他所有的魔术都是假的，他不过是手快而已。它剥夺了世界的诗意，但同时，它又赋予了世界另一种诗意——一种关于欺骗的诗意。
“所以您只是一个骗子？”我问。
老头笑了。他笑起来的时候，那些皱纹全部向两边挤开，露出几颗稀疏的黄牙。
“小伙子，”他说，“你以为骗子和大师有什么区别？”
我想了想，说：“大师是真的，骗子是假的。”
“不对。”老头摇摇头，“大师是成功的骗子，骗子是失败的大师。那天那个将军，他回去之后逢人就说，说嵩山脚下有个卖蒜的老头，能用蒜苗劈开剑鞘。他讲了一辈子这个故事，讲到最后，连他自己都信了。你说，他是被骗了，还是被启发了？”
这个问题让我陷入了沉思。我蹲在老头的蒜筐前，想了很久，久到蚂蚁爬上了我的裤腿，久到太阳从头顶移到了西边的山头。
“老先生，”我终于开口，“我想跟您学这个。”
“学什么？学骗人？”
“学——学您说的那个东西。关于真和假，关于强和弱，关于——关于所有那些互相矛盾但又同时成立的东西。”
老头又沉默了一会儿。然后他站起身，把草帽往头上一扣，说：“行。但你得先给我卖一个月蒜。”
卖蒜这件事，说起来简单，做起来难。
第一天，我坐在老槐树下，面前摆着两筐蒜，头顶飘着那面“不卖书生”的幡。一个农妇走过来，问我蒜怎么卖。我说：“五毛一斤。”她抓起一头蒜看了看，说：“你这蒜不好，蒜瓣太小。”我说：“蒜瓣小是因为——从植物学的角度来说，大蒜的生长受到土壤氮磷钾含量的影响，今年雨水偏多，导致鳞茎发育——”
农妇瞪了我一眼，走了。
老头从树后面探出头来，说：“你跟她讲植物学干嘛？你应该说：‘大姐，您眼真尖，这批蒜是小了点，但辣啊！您回去炒菜，一头能顶两头用。’”
第二天，又来了一个顾客。这次我学乖了，按老头教的说了。农妇果然买了五斤。她走后，老头说：“看见没？卖蒜不需要真理，需要的是让对方觉得自己占了便宜。”
“但这不就是在骗人吗？”我说。
“她五毛钱买了五斤蒜，回去炒菜吃了，觉得辣，觉得值，你觉得她在乎那些蒜瓣是大还是小吗？”老头说，“你以为她在买蒜？她在买一种感觉——‘我是个精明的主妇’这种感觉。你给了她这种感觉，她就给你钱。这是世界上最公平的交易。”
我沉默了很久。然后我说：“那您那面幡呢？‘不卖书生’——这也不是真的吧？您不是明明在卖给我吗？”
老头笑了。“你花了多久才意识到那面幡本身就是一个骗局？”
我算了算。“两天。”
“别的书生呢？”
“不知道。”
“他们来了，看见那面幡，有的扭头就走，有的站在那儿犹豫，有的跟我辩论。走掉的那些，他们以为自己在坚守某种原则——‘人家不卖给我，我就不买’。但其实他们在放弃一个机会。犹豫的那些，他们在权衡——‘我是不是书生？我能不能假装不是书生？’他们在跟自己演戏。辩论的那些就更蠢了，他们试图用道理说服我，好像道理能改变事实似的。”
“那我是哪种？”
“你是那种蹲下来想了很久的。”老头说，“你不聪明，但你有点意思。”
我不知道这是夸奖还是批评。但不管怎样，我开始卖蒜了。一天又一天，我坐在老槐树下，跟农妇、厨子、小贩、和尚、道士、乞丐、小偷、算命先生、卖狗皮膏药的、走江湖卖艺的打交道。我学会了察言观色，学会了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，学会了在秤杆上做手脚（这个我没学，老头说我没那天分），学会了在蒜里掺土（这个我也没学，但不是因为道德，是因为我掺不匀）。
一个月过去了。我瘦了十斤，晒得像块黑炭，手上全是茧子，指甲缝里塞满泥土。我的那本萨特的《存在与虚无》被蒜汁浸透了，页与页之间粘在一起，再也翻不开了。
“行了，”一个月后的晚上，老头说，“你可以问你的问题了。”
“什么问题？”
“你上山来找我的那个问题。别跟我说你是来旅游的。”
我想了想，说：“我想知道，为什么我觉得所有事情都那么无聊。”
老头没有立刻回答。他坐在院子里，面前摆着一壶茶，茶是劣质的砖茶，苦得像中药。月亮从山后面升起来，照在他那张皱巴巴的脸上。
“你觉得什么事情无聊？”
“所有事情。”我说，“读书无聊，写作无聊，谈恋爱无聊，交朋友无聊，吃饭无聊，睡觉无聊。所有的事情都像是——都像是被排练过无数遍的戏，每个人都在按照剧本演，而那个剧本烂透了。”
“那你为什么不换一个剧本？”
“没有别的剧本。或者说，所有的剧本都一样——出生，上学，工作，结婚，生子，老去，死亡。在这个框架里，无论你怎么折腾，最后都是同一个结局。这就像一个游戏，你明知道最后会输，你还得假装玩得很认真。”
老头喝了一口茶，发出很大的声响。
“你知道吗，”他说，“你说的这些东西，我年轻的时候全都想过。”
“您？年轻的时候？”我有些意外。
“怎么，你以为我生下来就是卖蒜的？”老头笑了笑，“我年轻的时候是个秀才，读了一肚子书，考了一肚子试。后来我考了三次乡试，三次都没中。第三次落榜的那天晚上，我站在黄河边上，想跳下去。”
“为什么没跳？”
“因为我看见一条鱼从水里跳出来，被一只鸟叼走了。那条鱼拼命挣扎，鸟也拼命抓着。它们在空中打了好一会儿，最后鱼挣脱了，掉回水里，溅起一朵水花。那朵水花在月光下特别好看。”
“然后呢？”
“然后我就回家了。我不考了，也不读书了。我开始卖蒜。”
“就因为一条鱼和一只鸟？”
“就因为一朵水花。”老头说，“你知道那朵水花为什么好看吗？因为它没有意义。它不是鱼想溅起来的，也不是鸟想溅起来的，它就是一个偶然。鱼挣扎，鸟没抓稳，水花就起来了。它只存在了一秒钟，然后就没了。没人看见它，除了我。但它确实好看。”
我沉默了。我觉得他在说一件很重要的事，但我抓不住它。它像那条鱼一样，在我脑子里扑腾，怎么也抓不住。
“你还是太年轻，”老头说，“你脑子里装了太多‘意义’。你做的每一件事，你都要问‘这有什么意义’。吃饭有什么意义？反正最后会饿。读书有什么意义？反正最后会忘。活着有什么意义？反正最后会死。你这么想的时候，你就已经死了。”
“那我应该怎么想？”
“你应该像那条鱼一样。鸟叼住你的时候，你就挣扎。不是为了活，是为了挣扎本身。挣扎的时候，你会溅起水花。那水花可能不好看，可能没人看见，但它确实是水花。这世上所有有意思的事，都是这么来的。”
我在嵩山脚下住了三个月。
这三个月里，我跟着老头卖蒜，也跟着他做别的事。比如，他每隔三天会去镇上的茶馆说书。他说的不是《三国》也不是《水浒》，而是一些他自己编的故事。这些故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——它们都是关于“失败”的故事。
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：从前有个书生，读书特别好，过目不忘，出口成章。他进京赶考，所有人都觉得他能中状元。结果他落榜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连考场都没进去。为什么没进考场？因为他前一天晚上在客栈里听见隔壁有人哭，哭了一整夜，他跑过去一看，是一个老头在哭，老头说自己的女儿被一个恶霸抢走了。书生就去找那个恶霸理论，恶霸把他打了一顿，扔进了水沟里。他在水沟里泡了一夜，第二天浑身是泥地去考场，考官一看他那个样子，以为他是个疯子，把他轰了出来。
“这个书生后来怎么样了？”有人问。
“后来？”老头说，“后来他成了一个卖蒜的。”
听众们哈哈大笑。老头也跟着笑。但我注意到，他笑的时候，那双浑浊的眼睛里有一种很复杂的光。那不是快乐，也不是悲伤，而是一种——怎么说呢——一种“看穿了但不说穿”的表情。
还有一个故事：从前有个将军，武艺高强，能举起三百斤的石锁。有一天他在集市上遇见一个卖蒜的老头，老头用一根蒜苗劈开了他的剑鞘。将军从此一蹶不振，觉得自己几十年的功夫都白练了。他不再练武，不再带兵，整天喝酒，最后醉死在妓院里。
“这个故事不好笑，”有个听众说。
“谁说要让你笑了？”老头说。
“那你讲它干嘛？”
“我是想告诉你们，那个将军蠢。他被骗了，但他不知道。他以为世界上真的有人能用蒜苗劈开剑鞘，他以为自己的武功在‘道’面前一文不值。但其实呢？那个老头用的是一把刀。一把藏在蒜苗里的刀。如果将军当时仔细看，他就能看见那把刀。但他没有。他被‘传说’骗了，被‘大师’骗了，被自己的恐惧骗了。他本来可以成为更好的将军，但他选择成为一个醉鬼。”
“那您——您就是那个老头？”有人问。
老头没有回答。他只是笑了笑，然后端起茶杯，慢慢地喝了一口。
那天晚上，回到住处，我问老头：“您为什么要告诉他们真相？您完全可以继续让他们相信那个传说。‘卖蒜叟’的名声越大，您的蒜卖得越好。”
老头躺在床上，双手枕在脑后，望着屋顶的茅草。
“因为我在训练你。”他说。
“训练我什么？”
“训练你不要成为那个将军。”
我不明白。
“将军的问题不是他输了，”老头说，“将军的问题是他把‘输’当成了‘真理’。他以为他输给了一种更高的力量，一种叫做‘道’的东西。但其实他只是输给了一把刀。一把藏在蒜苗里的刀。他如果把这件事想清楚了，他回去之后会加倍练武，会研究怎么识破对手的伪装，会成为更厉害的将军。但他没有。他选择了崇拜那个骗他的人。”
“所以您是在告诉我——不要崇拜您？”
“对。”老头说，“也不要崇拜任何东西。所有的偶像都是假的，所有的‘大师’都是骗子，所有的‘道’都是扯淡。你要做的不是寻找真理，而是识破谎言。识破一个，你就自由一分。”
“那识破了所有谎言之后呢？”
“之后？”老头翻了个身，“之后你就开始卖蒜。”
我笑了。我觉得他是在开玩笑，但又不完全是。
三个月后，我决定下山。
临走的那天早上，老头还在睡觉。我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，看见他昨天洗的那件灰布衫晾在绳子上，补丁在晨风中轻轻飘动。蒜筐里还剩最后几头蒜，蒜皮干裂，露出了里面饱满的蒜瓣。空气里弥漫着一股辛辣的气味，那是大蒜的味道，也是老头身上常年不散的味道。
我犹豫了一下，从口袋里掏出一百块钱，压在蒜筐底下。然后我转身要走。
“站住。”
老头的声音从屋里传出来。我回过头，看见他站在门口，披着一件破棉袄，头发乱蓬蓬的，像一窝被风吹散的蒜皮。
“钱拿走。”他说。
“这是我应该付的——”
“你三个月帮我卖了多少蒜？”
我算了算。“大概两千斤。”
“两千斤蒜，按五毛一斤，是一千块。你帮我赚了一千块，我没分你一分钱，你还欠我的？不是我还欠你的？”
我愣住了。这个算术题我从来没算过。
“所以，”老头说，“钱拿走。你要真想谢我，回去之后做一件事。”
“什么事？”
“回去之后，找一个你觉得最无聊的人，跟他待一天。”
“为什么？”
“因为你觉得所有事情都无聊，不是事情本身无聊，是你无聊。你像一面镜子，照什么东西都是你自己的样子。你觉得别人无聊，是因为你把自己投射到了别人身上。你需要找一个比你更无聊的人，这样你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。”
“然后呢？”
“然后你就知道该怎么做了。”
我站在那里，想了很久。然后我把一百块钱收回了口袋，给老头鞠了一个躬。
“别鞠躬，”老头说，“你又不是那个将军。”
我直起身，看着他。他也看着我。他那双浑浊的眼睛在晨光中显得格外——格外什么？我说不清楚。不是明亮，不是清澈，而是——有一种深度。就像一口老井，你看不见水在哪里，但你知道它在那里，很深很深的地方，安静地、一动不动地在那里。
“走吧，”他说，“别回头。”
我走了。我没有回头。
回到城里之后，我找了一个最无聊的人。
他是我的同学，姓刘，我们叫他老刘。老刘在一家机关单位上班，每天的工作就是盖章。各种各样的章——圆章、方章、红章、蓝章、公章、私章、骑缝章、落款章。他每天要盖两千多个章，盖了十年。
十年。两千多个章每天。你算算这是多少。
我觉得没有人比老刘更无聊了。
我请老刘吃饭。在一家小饭馆里，我点了几个菜，要了两瓶啤酒。老刘坐在我对面，穿着一件灰蓝色的夹克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脸上的表情——怎么说呢——像一张盖了章的纸，平整、苍白、没有褶皱。
“老刘，”我说，“你觉得你的工作有意思吗？”
“什么意思？”
“我是说，盖章。每天盖两千多个章。你觉得这有意思吗？”
老刘想了想，说：“有什么意思不意思的？就是干活呗。”
“你不觉得无聊？”
“无聊？”老刘又想了想，“刚开始那两年是觉得无聊。后来就不觉得了。”
“为什么？”
“因为习惯了。”
“习惯了就不无聊了？”
“不是不无聊，是不觉得了。就像你住在火车站旁边，刚开始觉得吵，后来就听不见了。不是火车不响了，是你的耳朵关上了。”
我看着他，突然觉得这个回答比我想象的要深刻得多。
“老刘，”我又问，“你下班之后干什么？”
“回家。”
“回家干什么？”
“看电视。”
“看什么电视？”
“什么都看。新闻联播，天气预报，电视剧，广告。什么都看。”
“你觉得好看吗？”
“有什么好看不好看的？就是看呗。”
“那你觉得活着有意思吗？”
老刘放下筷子，看着我。他的眼神很平静，平静得像一潭死水。但那潭死水底下，我好像看见了一些什么东西——一些模糊的、游动的、不确定的东西。
“你想听实话？”他说。
“想。”
“我觉得活着没什么意思。但也没什么没意思。就是——活着。早上起来，上班，盖章，下班，回家，看电视，睡觉。第二天再来一遍。我也不想死，但也不特别想活。就是——在这呢。你知道吧？就是在这呢。”
我沉默了。我想起老头说的话——“你像一面镜子，照什么东西都是你自己的样子。”我本来以为老刘会让我看见自己的无聊，但我看见的不是无聊。我看见的是——一种非常安静的、非常缓慢的、非常庞大的东西。它像一座山，不说话，不动，但你没法忽视它。
“老刘，”我说，“你有没有想过做点别的？”
“做什么？”
“什么都行。换个工作，学个手艺，去旅行——”
“为什么要做别的？”
“因为——因为你现在的生活太——太——”
“太什么？”
我说不下去了。因为我想说的那个词是“太没意义”。但这个词一旦说出口，我自己都会觉得可笑。意义是什么？谁来定义意义？卖蒜就有意义吗？读书就有意义吗？写小说就有意义吗？在嵩山上跟一个瞎老头学骗人就有意义吗？
“太稳定了，”我换了一个词。
老刘笑了。他笑起来的时候，那张“盖了章的脸”终于有了一些褶皱，那些褶皱向两边挤开，露出几颗不太整齐的牙齿。那一刻，我突然觉得他像一个人。
像那个卖蒜的老头。
不是长得像，是笑的方式像。都是那种“看穿了但不说穿”的笑。只不过老头的笑里有一种狡黠，而老刘的笑里有一种——放弃。一种非常温柔的、非常安静的放弃。
那天晚上，我回到家，坐在书桌前，盯着墙上的一块水渍看了很久。那块水渍是去年下雨的时候渗进来的，形状像一只展开翅膀的鸟。我以前从来没注意过它。或者说，我以前注意过，但觉得它只是一块水渍，没什么好看的。
但现在我看着它，突然觉得它很好看。不是因为它的形状像鸟，而是因为它就是一块水渍。它是雨水渗过墙壁，溶解了石灰和颜料，在墙面上留下的一道痕迹。它没有意义，没有目的，没有观众。它就在那里，在一面白色的墙上，安静地、一动不动地在那里。
我想起老头说的那朵水花。
鱼挣扎，鸟没抓稳，水花就起来了。它只存在了一秒钟，然后就没了。没人看见它，除了老头。但它确实好看。
我站起来，走到阳台上。城市的夜晚灯火通明，远处的霓虹灯在夜空中划出红色的光带，汽车的声音像一条永不停歇的河流。这没什么好看的。但也没什么不好看的。
我回到屋里，拿起笔，在一张白纸上写了一行字：
“从前有个卖蒜的老头。”
然后我停了下来。我不知道接下来要写什么。但我觉得，不知道接下来要写什么，这件事本身——很有意思。
多年以后，我又去了一次嵩山。
那棵老槐树还在，但树下没有人。蒜筐不见了，布幡不见了，老头也不见了。我问附近的人，有人说他死了，有人说他走了，有人说他从来没有存在过。
“卖蒜的老头？”一个年轻人说，“没听说过。这里以前有个卖烧饼的，卖豆腐脑的，就是没有卖蒜的。”
我在老槐树下坐了一下午。太阳从头顶移到西边的山头，光线从白色变成金色，从金色变成红色，最后变成一种紫色的、暧昧的暮色。蚂蚁爬上了我的裤腿，风穿过槐树的叶子，发出沙沙的声响。
我站起来，拍了拍裤子上的土，转身要走。
就在那一刻，我看见了。
在树干上，离地面大约一米五的地方，刻着几个字。字迹歪歪扭扭，像是用什么很钝的东西刻上去的——可能是一根钉子，也可能是一片碎玻璃。
那几个字是：
“蒜卖完了。”
我站在那棵树下，笑了很久。
然后我下山了。我走得很快，没有回头。山风吹过来，带着泥土和植物的气味。我闻到了一股辛辣的、熟悉的气味——那是大蒜的气味，也是某种我已经遗忘了很久的东西的气味。
那个气味跟着我走了很远。
一直走到山脚下，走到灯火通明的人间，它才终于散了。